文化产品的生产机制决定了艺术落格成为工匠的产品。而这是必然的。“所有的艺术种类皆有其物质部分，对于这部分，我们再不能像从前那样观察对待；它们也不可能不受到现代科学与现代实践的影响”①可以说，艺术品在获得大众的渠道被拓开的同时，初造出自身灭亡的条件。文化工业（Culture Industry）按照资本主义的大规模的生产方式，把一切人们崇尚的艺术品无以复加的重现在文化市场的各个角落，赚所有普通人的钱，低消费艺术品。大众文化以其欺骗性和隐瞒性取悦民众，投其所好，迎合“大众的趣味”(taste of the masses)。传媒都远离价值，只提供娱乐和消遣，其产品如好莱坞电影、流行音乐、畅销小说、休闲杂志、电视连续剧、MTV、广告文艺等等，把创造性、天才、永恒价值与神话等统统被抛向一旁，艺术品的灵晕枯萎了。而且，它以强制性的传播方式无孔不入地入侵。休闲方式的大规模制度化要求个体努力做到整齐划一，会对人们的精神和道德产生压制作用。诚然，这种途径，使文化普及，但未被“普高”。藏在巴黎卢浮宫的蒙娜丽莎跟大街上贩卖盗版CD的小摊档同样微笑。商业资本通过迎合大众趣味的手段来“编码”和传播有利于自身利益和自身发展的信息，从而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控制着作为商业性审美文化消费者的大众。

而艺术品是需要情调和场景的，随时随地可有，欣赏美的距离被拉近得让人抗拒，美就不复为美。原作的此地此刻性亦即其“原真性”（Esthetic），其蕴含的艺术家的个性内涵和所经历过的历史见证性——艺术品的核心，它的独一无二被轻而易举地剥夺了。我们的对艺术品宗教礼仪般的朝拜心情，不复存在。艺术作品的可技术复制性改变着大众与艺术的关系。艺术品从博物馆散发到广场的每个群众手中，大众的虚假的狂欢饕餮了艺术珍品。人们对艺术品的拥有是以意义的滑落为代价的。真正可以称得上欣赏艺术的“灵心妙感”的真有几人？此刻的艺术品已不成艺术品，只是技术复制的产品而已。

消费社会里人被“异化”，大众走进的是一个符码操控的世界。这是通过电子媒介的复制与模拟，创造的一个超真实（hyper reality）的世界。网络游戏的泛滥，尽管它的暴力与虚拟是否会扭曲人的心理仍待商榷，可是它对现实的部分替代是不可否认的。在《启蒙辩证法》中，霍克海模和阿多诺认为，随着高雅文化屈从于生产过程和市场逻辑，是大众文化成为生活中的主流文化，造成了社会生活的同质化。在十六世纪，蒙田(Montaigne)曾仔细审视中世纪文化崩溃后的个人境遇。由于生活在一个没有信仰的世界里，他尤其对困扰着个人的孤独深有感触，而且在后封建社会的情形下，每个人都要受到极大的压力。为了避免被这些压力压垮，为了逃避在孤单抑郁中不知所措，蒙田提出消遣是一条出路，因为“杂耍表演总能使人得到慰藉，遣怀还有散心”。另外，还有一些我们习惯看来非常现代的基本概念，早在十六世纪就出现了：如逃避(escape)，消遣(distraction)以及“虚构情感”(borrowed emotions)。1835年，纽约和伦敦的一些报纸发行人发现：(1)大多数完全能够阅读的人，感到读新闻比读评论更容易；(2)并且，普通人更愿意接受娱乐而不是说教。大众文化消费的真正前提是什么？我认为一方面是看重了人的未成年特性，另一方面是看重了现代人的分裂个性。迪斯尼可谓毫无艺术性，可香港迪斯尼还是照样竣工，人们还是争先恐后的去体验，其中不乏中年人。何解？因为在这个童话的世界里，大众可以逃避后现代生活的冗杂和焦虑，在一种虚构的回归情感中自慰。

在现代文明的机械化进程中，个体衰落式微，使得大众文化出现，取代了民间艺术或“高雅”艺术。在商品社会里，个人作为消费者被纳入到整个理性体系中，被“物化”，在自由的消费中，人变成了与商品同等的商品，成为“商品拜物教”教徒。心灵深处的物化，个人的主体性萎缩，导致审美观念的异化。在这个景观社会中，已经不是物化意识统治心灵，而是意象意识统治，这是一种更加隐秘的幻觉。在法国思想者鲍德里亚(Jean Baudrillard)看来：“日常生活中，消费的益处并不是作为工作或生产过程的结合来体验，而是作为奇迹。我们从大众交流中获得的不是现实，而是对现实所产生的晕眩。”把自以为的自己创造的意象（其实是符码时代的留印），再去印证景观社会中的理念。当然不是主体的自觉的心灵投射了。奥地利批评家卡尔•克劳斯(Karl Kraus)试图通过大众文化批评来证明现代文化危机的观念。他的注意力集中于语言分析。在他的散论中，一般的表述是：正是通过语言的空洞化(hollowing-out)，我们可以看到，自主的个体以及传统意义上的个性，无论从观念还是从现实上，都在逐渐瓦解，甚至消失。